（意大利华人天主教会报道 崔伯铎）今日（1月7日），代替教皇管理罗马教区事务的AGOSTINO VALLINI枢机（红衣）主教，在罗马移民牧灵办公室PIERPAOLO FELICOLO蒙席、方思佳小姐、意大利主教团华人牧灵协调人崔新刚神父、罗马华人天主教团体负责人吴安道神父与张哲神父的陪同下到天主教圣若望医院看望了一月四日遭枪击遇难的家属。

一月四日罗马枪击案，震惊了所有有良知的人；从罗马市政府到天主教会当局，从团体到个人纷纷对此丧尽天良的行为予以谴责。事件发生后第二天罗马华人本堂神父与副市长SVEVA BELVISO女士一起去医院看望了遇难者的妻子；今日教皇代表AGOSTINO VALLINI枢机主教又亲自到医院看望陷于痛苦中的家属，并详细听取了主治医生的汇报；鼓励遇难家属勇敢面对困难，借此也表示天主教会团体方面的关心，枢机主教也叮嘱属下工作人员，要对此事给予多方面的帮助。随后，大主教又去另外一间病房探望了一名刚刚接受天主教洗礼的华人患者。

天主教会一项为弱势群体服务与讲话，通过教会设立的CARITAS服务机构，积极协助各国移民；许多修会团体与平信徒组织也纷纷为移民开展各种各样的服务活动，罗马华人天主教团体也默默无闻的为华人移民作了许多义务服务，如开设语言培训班，协助有语言困难移民的翻译工作等等。此次教会高层人士直接接触华人移民，也是唤起社会各方对移民事务的关注。

邓小平的新时代开始之后，浙江人得以施展他们的才能。当国家成为世界的熔炉，这个地区更成为一系列便宜商品的超级市场。义乌，坐落于浙江的中部，是一个由大市场发展成的城市，顽强、固执、不知疲倦的典型，现在有5万家店铺，销售各种各样的产品。

　会做生意的浙江人，抓住了宏观经济的瞬间机遇。当许多地方还处于官僚主义的瘫痪状态，浙江约3/4的生产产品和一半的税收已来自于私营企业。温州在1988年开办了共和国第一家商业银行。

　浙江人的另一个特点，是喜欢"出口"到国外，而且一般背后都有一个朋友亲戚网络。但说是浙江人，那只是个宽泛的定义;在浙江，两个地区即便相隔十几公里，文化差距也非常大。对海外浙江人真正管用的，是一个非常小范围的网络。

　意大利汉学家车卡纽在其《意大利的中国人》一书中说，罗马的中国人中超过1/3来自浙江青田地区，距离文城80公里，"比米兰到皮亚琴察稍远一点，比罗马到萨包迪亚海边又近一点"，而米兰和普拉托的中国人却主要来自文城。

　浙江人中也有明显的城乡差别。生活在大城市温州的人，认为除上海以外的所有人都是乡下人。"他们认为青田人是粗人。"华文月刊《世界中国》总编胡兰波说。

　青田是一个艰苦不宜居的地方，9/10是山区，于是这个地区有些村庄几乎全村都移民到了意大利。比如里临(音译)1000名居民中移民走了400人。

　村民大量移民后，那里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胡兰波提到，那里房地产火爆，每平方米售价达2000欧元。而且消费完全西化："许多移民回国销售意大利产品，人们富裕起来了，这些产品销路很好。有无数的酒吧，现在意利咖啡(Illy)随处可见。"

　还有语言。浙江人各说各的语言，而且说是方言，但跟普通话的相似程度，就像葡萄牙语和英语跟意大利语的差别那么大。

　"事实上不存在唯一的浙江方言。"罗马大学讲师、《中国近邻》一书作者佩多内解释说，"各个村庄的方言非常不同。在这里的很多人，自称他们讲的是温州话，因为他们各自的方言，既没有名字也不体面，他们也不知道该叫什么，有时候干脆冠以我家那里的说法。"

　为了沟通的需要，共同的语言是普通话。所有人都听得懂，至少懂一点。

　那不勒斯税务稽查署的探员科雷拉上校一直搞不清混乱的浙江语言："在调查他们的生意的时候，很难找到翻译，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听懂不同人的语言。"

　他们相差几十公里就彼此听不懂了，更别说我们在世界的另一边了。

　因此也就不用感到奇怪，为什么离乡背井的中国人会按照家乡结成联盟。例如，温州的餐馆老板更愿意雇佣同乡做服务员，因为新来的人经常要在雇主的家里生活一段时间，工作关系常常要延伸到个人关系。

　《中国，一条跃龙》的作者皮素写道："长江把中国分成两部分，北方居民严肃而谨慎，肤色较白，喜食面……南方人喜食米，肤色较黑，灵活温顺，讲无数的方言或语言。"

　　我们为什么要追踪中国人的足迹

　两名意大利记者的中国移民调查手记